陈长捷和林伟俦在天津被俘时的职务，各种史料记载并不一致，有的史料将这二人都写成“天津警备司令”，那显然是不准确的，但这也不能怪那些史料不严谨，而是因为当年蒋家王朝在各地的军政机构设置叠床架屋，把天津“防守司令”和“警备司令”弄混也不足为奇，有时候老蒋任命新了司令，却忘了将原司令免职，一地双司令并不少见，但有一点没错：陈长捷和林伟俦是天津防守司令部正、副司令。
陈长捷在《天津抗拒人民解放战争的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中回忆：“一九四八年六月，傅作义将我从兰州（当时我任第八补给区司令）调到天津，给我以‘警备司令’的名义，负天津基地之责……十二月十五日，傅作义在北平，为应付紧急的局势，决定‘分区坚守’，颁布命令：（一）天津防守区：配置第六十二军（缺一五七师）、第八十六军（三个师）、第九十四军留津的一个师（第四十三师）为主力，另附以两个护路旅，两个河北保安团，以陈长捷为防守司令，林伟俦为副司令。”
林伟俦在《天津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中对自己的职务也有介绍：“天津战役前夕守卫天津的国民党军计有：第八十六军三个师，第六十二军两个师，第九十四军一个师，河北省两个保安师，天津市警备旅一个旅；临时增编的有第六十二军第三一七师和第九十四军第三〇五师（人员武器不全），加上宪兵第四团、汽车兵团、警察等，共十三万余人。我时任第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
陈长捷和林伟俦的说法并不矛盾，九十四军早在天津留守的是四十三师，后来又增补了三〇五师，四十三师师长饶启尧在《第九十四军第四十三师在天津被歼经过》（《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中也证实了林伟俦和陈长捷的说法。
饶启尧还提到了第九十四军副军长林伟宏，我们查阅资料可知：广东平远县东石汶水村人林伟宏也是黄埔四期毕业，但似乎跟同为黄埔四期的广东省台山市水步镇大岭乡兴隆村人林伟俦不是兄弟——林伟俦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两个哥哥都因病早夭了。
林伟宏算投诚人员，并没有进战犯管理所，在天津解放后就带着第三个妻子张翠林到江苏常熟市居住并一直活到1980年，陈长捷和林伟俦则进了战犯管理所，分别于1959年和1961年特赦。
林伟宏因为被傅作义调往北平，该军原军长郑挺锋（又名庭烽，号耀台，郑介民胞弟）不赞成起义而离开北平，林伟宏就作为投诚人员而没有被当成起义将领，但比起陈长捷和林伟俦来，他还算幸运的。
原军统局总务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见到了陈长捷和林伟俦，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复述了陈长捷的愤懑：“他自己在进行和平谈判，却叫我坚守不投降，结果他成了起义将领，我成了战犯！已经造成了这样两个迥然不同的后果，我上了这样一个大当，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陈长捷说的“他”是谁，读者诸君都知道，自然不用笔者赘述，我们看了陈长捷和林伟俦的回忆文章，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陈长捷被俘太晚了，林伟俦被俘既不能算早也不能算晚，他们什么时间被俘最好？
平津战役的强烈度，似乎不如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所以一部分在北平周边战斗中被俘的将领，都没有被当做战俘或战犯对待。北平和平起义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周北峰（后来在内蒙古当过水利厅长）在《北平和谈纪实》中记载了当年的谈判结果：“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的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
我们仅看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之平津战役》，就会发现原一〇四军军长安春山和少将副军长王宪章、少将参谋长郝勤福、少将政工处长张沧，三十五军副军长王雷震，第一〇五军第二七一师师长张进修和副师长梁超分别在怀来、新保安、张家口被俘，这些人都是1948年11月和12月被俘的，而陈长捷的被俘时间则是1949年1月15日。
如果陈长捷早两个月被俘，北平和谈的时候，他必然是谈判中必然谈到的释放人员，那么他回到北平后，就可以跟傅作义一同起义了。
安春山起义后历任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委员、绥远省交通局长、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副厅长，王雷震起义后历任解放军包头军分区司令员、包头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包头市市长，陈长捷在天津被俘后则直接进了战犯管理所，看起来对陈长捷来说，被俘时间太晚，还真不是一件好事。
陈长捷在回忆文章中，也对自己被俘太晚表示了遗憾——他原本是可以在天津被攻克前放下武器的，那样他至少能算投诚人员，搞好了也许能被列为起义将领，是他自己放弃了最后的机会。
陈长捷一直在等着北平那方面的消息，所以接到解放军“和平放下武器”的通牒后，陈长捷召集杜建时、林伟俦、刘云翰、秋宗鼎等人开会研究，结果“都慑于特务的监察，有所欲言，而又吐吐吞吞，没有一个说应该和可以放下武器的。”
天津守军一拖再拖，等傅作义在电话中允许陈长捷主动投诚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陈长捷回忆：“我和傅通完电话，一个解放军的副营长带着几名战斗员，已站到我的后面了，我就是这样被俘于我的指挥所地下室里面的。”
跟陈长捷同在天津被俘的还有个林伟俦，这个军长也参加过辽沈战役，而且还是进攻塔山防线的主力之一。
林伟俦并没有在辽沈被俘，这对他来说也算一件“幸事”，因为被四野俘虏，不如二野三野的待遇好，这一点沈醉和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在回忆录中都有提及，如果林伟俦在东北被俘，进功德林就要晚一些了。
林伟俦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逃出了东北没逃出天津，他错过了与陈长捷一同起义或投诚的机会，也没能跟随天津塘沽防守司令间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一起先撤离再起义。
林伟俦在天津原本也不是只有被俘一条路可以走，他在黄埔四期下铺的同学曾给他写过一封信，但他并没有按信中要求放下武器。林伟俦回忆：“解放军通信员到达第六十二军军部交出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亲笔签名写给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等三人的一封信，大意是：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百万大军已进关，劝告你们放下武器，不得破坏工商企业……我到刘云瀚处商谈如何回复，随即携带信件往见陈长捷。”
通讯员先把信件送到林伟俦的六十二军军部而不是送到陈长捷或刘云翰那里，其用意不言自明，可惜林伟俦没有能把握住这次机会：“陈长捷久不出声，大家沉默了许久，谁都说不出内心的实话，谁也不肯带头作出具体主张。”
如果林伟俦审时度势首先倡导起义投诚，陈长捷极有可能会借坡下驴，那样他对傅作义也就有了交待，林伟俦也会成为天津和平解放的有功人员，别说不用进战犯管理所，就是加入解放军继续当军长，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身为天津防守司令部正司令和副司令，陈长捷和林伟俦还是有一定自主权决定是放下武器还是继续顽抗的，他们都选择了拖延待变，结果变化出现了，却不是他们期盼的那种结果——傅作义在电话中允许他们放下武器的时候，解放军已经冲到眼前，他的放下武器就不是主动而是被动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陈长捷和林伟俦都应该算在平津战役中被俘，但是同一个战役中早期被俘的基本都没进战犯管理所，林伟俦和陈长捷“不早不晚”地进了战犯管理所，这就给读者诸君留下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两个天津防守司令，陈长捷被俘时间不能太晚，林伟俦被俘的时间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他们在什么时候被俘不用进战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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